赵晓晨

　　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建设惠及十几亿人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建成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必须实现六个目标。这其中就有“民主更加健全和社会更加和谐”。由此可见民主法治建设和社会和谐发展，是建成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条件。

　　2005年，胡锦涛总书记在一次讲话中，非常精辟地论述了民主法治与构建和谐社会这个重大的现实问题。他说：“实现社会主义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热点，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接着胡锦涛总书记又进一步说：

　　“民主法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

　　“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

　　胡总书记的以上论述，是2005年2月他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上的讲话。从他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实现民主法治与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必备条件。就此而言，我国长期以来的“二元结构”，在公平、正义方面，是存在着缺失的。农民与市民都是中国公民，而在政治与经济所享有的权益，确是大不相同。选举人大代表，城市是24万选民选一个代表，农村却是96万选民选一个代表。在教育、医疗及社会福利、保障等诸方面，市民与农民享受的待遇相当悬殊。在农村，道路是农民修，教育是农民办，生病是农民自己花钱看；在城市，路是国家修，教育是国家办，看病有补贴。国家发展经济的成果，尽管农民贡献很大，而所能享用的，要比市民少得多。

　　公平正义的缺失，还表现于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代表国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根据中国社科院的调查，1995年至2002年，我国个人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从0.4升到0.55，升幅高达40%。我国农村人口是城市人口的2倍多，而收入差距却是5：1，甚至是6：1。同工不同酬，拖欠农民工工资，更是公平与正义的缺失。据农业部的统计：2002年全国农民工为9460万人，人均创造价值为2.5万元，而人均工资只有8000来元，而且农民工老、残了、病了就送回农村。贫富差距的两极分化，在城市也相当严重。据16个大中城市2000年的统计，城市低收入家庭占70%以上。在全国的城市人口中，有1200万人年均收入为1059元。与此同时，城市中的千万富翁多得惊人，其中的暴发户，也不乏其人。

　　“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对我国社会出现的公平与正义的缺失，十分关注，制定了许多政策、法规，这一问题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解决。

　　马克思说：人的权力最终表现为人的利益。利益是权力最终表现形态。民主权利实质上就是实现人的自身利益，拥有自主平等的经济权利。也就是通过民主对人们的利益进行连续的、合理的、权威性的分配。马克思的这段话，有两个中心意思：一是说人的权力最终表现为人的经济利益；二是说当人们的经济利益欠缺公正、正义时，要用民主的方式予以调节，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政策倾斜、二次分配等。“十六大”以来，我们党正是这样做的。党和政府明令取消了农业税，在教育、卫生和社会福利、保障等方面，发布和实施了许多向农业、农村、农民倾斜的优惠政策。去年，我国发表了《中国人权事业白皮书》。《白皮书》中说：“国家重视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截至2004年底，全国已偿还建筑领域历年拖欠的农民工工资332亿元”。“国家对征用农村集体土地的补偿、安置情况进行了清理检查。清查和偿付拖欠征地补偿款147.7亿元。”“国家清理和取消针对农民进城就业等方面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限制。”在民主与法治方面的政策与发展的成就也非常明显。在立法、司法、检察、审判、治安、侦查、拘捕、关押、刑罚等方面的民主法治建设已相当健全，而且其中充满着政治文明、人文关怀、尊重隐私、保护人权等等许多这方面的内容，执行的透明度也越来越高。“人大”和“政协”是我国最高的民主权力机构。去年5月26日和今年“两会”前夕，党中央先后发出了改进“人大”和“政协”工作的两份文件。文件的核心是进一步发挥两会代表、委员的民主权力，使代表、委员能够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无记名投票是民主和人权的一项重要内容。过去的举手表决，鼓掌通过已一去不复返了。近年来，我国的基层政权已实行了人民直接选举制度。这次全国人大十届四次会议，有70位人大代表对放在他们桌子上的表决机不放心，质疑是否会纪录投反对票的人的姓名。经过现场演示，他们亲眼看见表决机上的四个键，都只有累叠相加的数字，没有人的名字，他们放心了。这说明人们的民主意识增强了，敢于质疑；政府的透明度也提高了，可以当场演示。我们经常说“人权，人权”，其实人权并不神秘。就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按国际人权的规定，我国大部分做到了，只不过有些地方，我们做到的程度差一点。人权理论认为：人人生而平等，人权是人的本质要素，不可转让、放弃、剥夺。人权的基本内容，按《世界人权宣言》来说，主要是私有财产权，生命权，人身安全权，不受非法逮捕、拘捕和流放权，选举权，住宅不受侵犯权，通讯秘密权，担任公职权，思想、言论、宗教、集会、迁徙、免予奴役权。纵观这些人权内容，我国人民大都已经享有。在某些方面有不足之处，这是国情所决定的。民主、法制、人权等等是上层建筑，它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在我国，随着经济基础的不断提高，民主、法制、人权状况，也会不断提升。各国的人权状况不可能有统一的、固定的模式。美国州与州之间的人权状况也有不少差异。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自然要实行节育政策，这与发达国家的生命权不能同日而语。我国社会的二元结构，似乎与迁徙自由权有抵触，但这是一定条件下的历史产物，现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存在了。享有免费的初等教育是基本的人权。这一点，在今年4月“中非教育部长论坛”所发表的《北京宣言》中，我国已予承认，并且已经付诸实施。今年5月中旬，我国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中，经过竞争，当选为理事国。这说明我国人权事业的发展状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民主、法治、人权在世界范围内有其共性。我国是《人权宣言》签字国，承认其共性。在世界经济趋向一体化的过程中，民主、法治、人权等等又互相统通之处，但不可能完全一样。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是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的根本特征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与立法、司法、检察及军队等等国家机构的关系只能是领导关系，党的领导人又是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绝不可动摇的。但是近年来有些研究单位和人员，质疑中国的宪法。在今年3月的《求是》杂志上，最高检察院副院长朱孝清发表文章，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批判。他指出：“决不能以‘宪法可以研究与修改’为由，以西方某些国家的‘宪政’为参照而质疑我国的宪法。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必须坚持而不许丝毫动摇的。”

　　毫无疑问，对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有人质疑社会主义民主，质疑社会主义法治，质疑我国现行的宪法，也不足以为奇。因为，我们现在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正处于一个极为不平等的竞争状态。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民主、法治、宪政，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与完善，世界上有些国家和人民认同了他们的民主、法制模式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当前所处的情况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遇到了波折，带给我们的遗产是“信仰危机”。与此同时，我国还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在全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民主法制建设还不健全。在这个起跑线上我们与人家比赛，有些人对我们没有信心是很自然的。但是共产党人应坚定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伟大理想。我们有信心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建成更高水平的全面小康社会。那时，我国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及和谐状况，一定会比现在好得多。至于人民享有的民主自由、个性解放一定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好得更多。但是，这毕竟需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此期间我们将长期面临资本主义国家民主、法制及自由、平等模式的挑战，种种质疑也会时有发生。我们只有通过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理论的不断创新，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实践成效的不断提高，认同与拥护就会多起来。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是有机的统一体，应该是同步并进的。我们只有不断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同时，也只有不断地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也才能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提供有力的政治保障。

　　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等，是很敏感的政治课题，社会关注度是很高的。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进行正面宣传、教育，深入解决各种疑难问题，努力促进和谐发展。